【摘要】所谓“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三农”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与核心。但是，要弄清楚中国从乡土发轫，最终长成现代国家的内在逻辑并非易事。在相关研究中，笔者认为，费孝通写于民国时期的一系列作品可谓经典。在这些作品里，传统绅士阶层成为费孝通着重探讨的对象之一，其兴衰存亡无不反映着近代中国所受的百年沧桑。本文便试图从此出发，探讨费孝通有关绅士的论述，以期展现其笔下绅士及其生活的乡土世界由存到亡的内在逻辑。

从学术史脉络上看，学界对乡土社会的关注是在中国从帝制到现代化国家转型这一大背景中肇始的。在君权彻底瓦解后，如何重新认识与建立中国社会秩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也意味着国家与乡土社会关系这一以前不是问题的问题得以发生。其中，费孝通与吴晗等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组织的有关中国社会结构研讨班的成果不得不提。他们从皇权与绅权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社会中权力运作逻辑，并指出乡土社会中绅士的权力合法性最终来源是皇权，皇权的崩塌就意味着绅士在地方社会统治中逐渐难以着力，造成乡村社会治理的困境。因此，对绅士这一传统阶层在近代社会的转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尤为重要。
一、匮乏与知足：长出绅士的传统乡土
在《乡土重建》的序言中，费孝通讲到，中国人多地少，形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丰裕经济”的“匮乏经济”。这一经济结构和知足这种价值观念关联起来，成为中国最基本的文化特征。但为什么匮乏导致的不是掠夺而是知足？费孝通在其演讲中提到：“一个团体的生活方式是这团体对它处境的位育……位育是手段，生活是目的，文化是位育的设备和工具。”[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费孝通 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39—340页。]换言之，一个正常安定的社会必须以文化使个人安处于各种客观因素造成的处境之中，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社会位育个人，个人安处于社会。在费孝通看来，由农业生产方式导致的人口众多、由人多地少导致的经济匮乏都是那些打造生活处境的客观因素。在这种处境下，彼此掠夺只会造成人心惶惶、社会动荡，而知足则使人安处于世、喜乐一生。因此，知足、安分、克己成为传统价值观念的核心。这套价值观念和匮乏经济相配合，使社会安定有序，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结构。那么，在这样一种经济与社会结构中，以享乐和闲暇为特点的绅士阶层又是怎么被孕育出来的？
在《中国绅士》中，费孝通给绅士下过一个定义：“绅士可能是退休官员或者官员的亲属，或者是受过简单教育的地主。”[ 《中国绅士》费孝通 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因此，从经济结构层面而言，绅士是受过教育的离地地主。传统中国人多地少的状况除了造成经济匮乏以外，还造成了劳动力的剩余。剩余的劳力降低自身的生活成本，以极低的报酬争取工作机会，使一部分稍有土地的人付出很低的代价就能脱离劳作，离乡入城，成为离地地主。因此，匮乏经济的现状与大量脱离劳作的地主并存于中国，看似矛盾，实则一体两面。甚至可以说，离地地主标志着匮乏经济这种经济结构的发展顶峰。
作者：黎人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