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从北岛的《乡音》出发，讨论流亡中的诗人个体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流亡的经历为北岛提供了可从他者文化中反观自身的可能；语言作为集体性的契约、言语作为语言的个人化表达，为这一过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主体在这一经历中成为了矛盾冲突的存在。
关键词：北岛；诗歌；语言
对于一个去国远遁、流散海外的中国诗人来说，母语——即中文，成为了北岛“唯一不能丢的行李”。主体所赖以思考、表述的语言，是一个诗人进行创作所必须的基础。北岛的去国固然有着众所周知的原因，但也包含了他一贯的对自由的追寻，这一点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即表露无遗：“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走吧》），“不，渴望燃烧/就是渴望化为灰烬/而我们只求静静地航行/你有飘散的长发/我有手臂，笔直地举起”（《红帆船》）。早在“诗和远方”堕落为今日小资青年的陈词滥调之前，八十年代的北岛即以书写的行动对“在路上”、“自由”与“诗”的结合进行了自觉地探索。这种主动选择自我放逐的“凯鲁亚克式”的流浪冲动，与西方战后出现的“垮掉的一代”不谋而合，而无论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的“觉醒的一代”还是西方“垮掉的一代”，叛逆青年们对于“远方”的追逐似乎从未停歇。“流浪”也好，“远离”也好，本质上都是一种对原有结构秩序的疏离，并与新异陌生的秩序体系展开遭遇战的行动。在此过程中语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甚至我们可以说，语言充当了展开这一系列行动的核心。
“语言结构是语言的社会性部分，个别人绝不可能单独地创造它或改变它。它基本上是一种集体性的契约，只要人们想进行语言交流，就必须完全受其支配。”[ 【法】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4页]在每一个语言的习得者身上，语言本身的秩序顽固地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将所有人纳入到这一集体性的契约之中。而语言秩序绝不单纯的仅仅作为一套音响系统而存在，它自身就承载着价值判断与道德批判，习得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先验存在的价值/道德系统对主体进行塑造的过程。语言是如此顽固地塑造着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塑造着他对于世界的认知，想象一种语言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象一种文化本身。北岛在流亡异国的途中当然有机会可以抛弃母语赋予他的一切荣耀与束缚，但他依然固执地选择用中文继续诗歌领域中的探索。这里面也许有北岛无法如使用汉语一般使用英语进行表达行动的原因，同时也是一种诗人自主的选择。
作者：陈赓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