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论文将在勒菲维尔的三因素操纵论的框架之下对戴乃迭《边城》译本进行分析，探讨戴乃迭对原作改写的合理性。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引言，简单介绍了小说《边城》和它的英译史。
第二部分是操纵理论简述。
第三部分分析了戴乃迭译《边城》过程如何被三因素所操纵。赞助人对戴乃迭译本的影响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层面和赞助人身份这三方面进行分析。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的意识形态也影响了译本的改写过程。诗学则体现在戴乃迭采用的翻译策略上。
第四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关键词：改写；赞助人；意识形态；诗学
一．引言
沈从文一生所著颇丰，涵盖了小说、散文、诗歌、剧本等多种题材。他的代表作《边城》完成于他创作的鼎盛期，在他诸多优秀作品中仍不失为熠熠生辉的杰作。
由于政治历史原因，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沈从文的作品都在大陆和台湾被列为禁书。但这并没有影响他作品的海外传播。迄今为止，《边城》英译本主要有四个。《边城》第一个英译本诞生于原语小说出版两年后的1936年，由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和民国文人邵洵美合作完成。《边城》的第二个英译本诞生于1947年，译者是金堤和白英。第三个译本完成于1981年，译者是戴乃迭。第四个译本完成于2009年，作者是金介甫。
纵观这四个译本，只有戴乃迭译本是由政府授意进行翻译的官方译本。该译本完成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是大陆对沈从文作品下禁令三十年后的第一个《边城》英译本。当时（八十年代初）正值中美关系蜜月期，为了满足新时期国家对外宣传的需要，隶属于外文局的《中国文学》杂志社开始从事“熊猫丛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通过文学的方式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以期促进国际交流、提升国家形象。在最初的六部被选中的作品中，沈从文的《边城》赫然在列，杂志社分派的译者为著名英籍翻译家戴乃迭女士。该译本诞生的历史特殊性、赞助人特殊性和译者身份特殊性均使这一译本最能体现操纵理论三因素。
因此，本文将用操纵理论“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三因素对《边城》戴乃迭译本进行分析。

二．操纵理论简述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的翻译学研究带有明显语言学色彩，力求在原语和目标语之间寻求一种对等。到了九十年代，翻译理论研究发生文化转向，将社会学领域的一些元素带入了翻译学研究，将研究者的注意力引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翻译活动的因素中来。翻译不再被简单地视为是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而是整个社会系统当中的一部分。文化转向拓宽了翻译学研究的范畴，使翻译回归它扎根的社会土壤中。
作者：俞艳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