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个人平等与民族平等、区域优惠与民族优惠、目标性与实效性之间的背反与统一，构成民族优惠政策的内在张力。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竞争机制、社会分层引发的价值多元、国际环境消极影响等因素促使该内在张力凸显。内在张力左右民族优惠政策的当前走向，要更加注重个体价值诉求、区域指向型优惠政策、“造血”型优惠政策在民族关系中的重大作用。
关键词：民族优惠政策，内在张力，当前走向
国际上对民族（族群）优惠政策的研究基本分为两派。1990年，美国学者爱丽丝·玛瑞恩·杨发表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1992年，加拿大学者查理斯·泰勒发表Politics of Recognition，1993年，以色列学者耶尔·塔米尔发表Liberal Nationalism；1995年，加拿大学者威尔·金利卡发表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2005年，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塔利的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 in an Age of Diversity发表；同年，Wheatley 和Steven发表Democracy, Minorities and International Law；2006年， Yoram Dinstein和 Mala Tabory主编的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也横空出世……这些学者基本鄙弃同质化社会构建说，认为承认差异的平等才是真正平等，认同运用差别性政策对少数族群权利保护进行专门保护。与以上学者观点针锋相对，内森·格莱泽在其作品《赞助性歧视：种族不平等与公共政策》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作为美国大选中唯一一位支持特朗普的硅谷大亨彼得·泰尔，在他和David Sacks合作的《多元化的迷失》中，也反对少数民族（族群）优惠政策，认为应以个体身份帮助与扶持。
国外对民族（族群）研究的起步较早，其相互对立的观点也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国内学者。国内对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的研究由来已久，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致力于少数民族权利保护研究，争议少，与国际人权保护结合是鲜明特点， 1997年，刘全胜发表的《少数民族人权的国际保护》，1999年，马晓玲发表的《少数民族权利是人权国际保护的重要内容》，2001年，孛·吉尔格勒发表的《论少数民族与优惠政策》等均具有以上特点，主要集中于民族优惠政策的基础性研究。第二阶段以2004年马戎先生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为开端，围绕民族问题是否应该“去政治化”或“文化化”引发学界争论。第三阶段以2008年“3·14”事件为起点，是第二阶段争论延续与升级，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的发表引发学界争论高潮。
作者：成 杰 任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