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社会对多规格、复合型应用人才需求的增加。为适应人才需求的变革，各高校陆续开设以人文素质、科学素质及艺术素养教育为核心的全校性通识教育课程。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公共选修课也已经成为中国大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类通识选修课的开设与进一步优化了各高校的课程体系，促进了文科、理科、工科及艺术类课程的互相渗透，完善了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了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社会适应能力及营造优质生活的能力。
1 国外通识教育体系发展现状
国外大学通识选修课课程设置，根据学校类型、教学理念等可分为以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美国高校为代表的核心课程模式、经典解读模式、分组必修模式及以欧洲大学为代表的隐形课程模式[1]。此外，以理工科见长的麻省理工学院及加州理工学院也格外重视通识教育，基于“分组必修模式”建立了自己的通识教育体系，为学生提供一种“专通结合”的教育方式。麻省理工在第一学年不分专业完成部分通识教育，第二学年开始涉及专业教育，但是学生必须在专业教育同时修完科学、数学、人文和社会科学同等比例的核心课程，并在文学、原著研究、语言思想和价值、艺术、文化和社会以及历史研究五组课程中选修三门及至少两门课程的写作任务。此外，该校久负盛名的工程学院自上世纪70年代起，与自然科学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共同开设综合课程，旨在强调学科融合并介绍完备的学习体系[2,3]。加工理工大学以艺术史、历史、语言文学、音乐、哲学等学科的多门核心课程及文、史、哲三门学科的丰富的专题讲座课程为依托，建立其通识教育体系，此类通识教育课程均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和专业水准，尤其是诸如“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等特色课程，融合了物理学、生物学及哲学等多个学科，为学生解决与现代科技紧密联系的历史、哲学问题提供了广泛教育，为理工科学生探究法律、商业、公共事务做了良好的准备，提高了高校学生的社会活动能力[3]。
东亚各顶尖高校多以“分组必修模式”及“核心课程模式”为基础，建立适合自身人才培养目标的通识选修课体系及研修模式。例如，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均以“分组必修模式”为基础，结合学分制建立通识课程体系。新制改革后的东京大学保留了教养部，其通识选修课也以入学前两年的教养课程为主，学生按照专业差别分为六个群体，不同群体内的学生须修满“基础科目”、“总合科目”、“主题科目”三大组别中的对应学分，同一组别内的通识选修课可自由组合[4]。京都大学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外国语”、“现代社会适应”、“生活、职业规划”及“体育保健”等模块通识选修课，各模块内课程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与递进关系并存的课程体系。学生在校学期间自主安排通识选修课，凭借自身悟性摸索感兴趣的一个或者几个通识选修课模块的体系设置、课程内在关联及特定专业在体系中的位置，引导学生达到融会贯通的学习境界[5]。九州大学以“核心课程模式”为基础，建立了围绕8个“基干教育科目”核心课程教育体系，注重各领域及见解的问题意识的形成过程与方法阐述，而非特定知识的传授[6]。新加坡国立大学博雅学院及南洋理工大学均以分组必修中设置核心课程的形式建立通识教育体系[7]，韩国首尔大学通识教育体系以必修基础课程及跨学科核心课程为主，通识选修课及新生研讨、志愿服务等小型创新课程为辅，通识选修课以特定领域的入门课程为主[8]。
2 当前通识选修课课程设置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率先在本科教育培养方案实施跨学科选修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艺术体育类通识选修课，国内各高校根据自身教学理念、办学特色与师资实力，逐渐建设并优化适于自身培养目标的通识教育体系。随着21世纪初高校大规模扩招，高校教师队伍迅速扩充，通识选修课种类虽逐渐呈现多样化，但开课质量逐渐下降。已有研究发现，通识选修课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缺乏系统的调查论证和研究、缺乏顶层设计、课程开设缺乏连续性和稳定性、缺乏综合交叉课程、课程定位模糊且内容不清晰、缺少精品课程及特色化课程等[9]。
以研究调研的某省属本科理工类高校为例，目前开设公共选修课552门，其中自然科学类98门、艺术类73门、文史哲法类171门、经济管理类68门、体育健康类21门、工程技术类99门、计算机信息类21门、创新创业类1门，各类别通识课程在通识选修课中所占比例如图1所示。在校生须在研修期内完成16个选修学分，且为至少覆盖5个课程模块的跨学科课程。如理工科、经管类专业学生选修艺术、文史哲法类课程；人文社科类、艺术类专业学生选修自然科学类、工程技术类课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