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国家运动频繁，而改革开放以来有渐趋温和的趋势，本文笔者将基于冯仕政、周雪光二人对国家运动生成机制的讨论，试图透过运动型治理模式的制度逻辑，从合法性和有效性两个不同视角审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深层困境。
关键词：国家治理 运动型治理 合法性 有效性 治理困境
面对辽阔庞大的国土和数以亿计的民众，从历史上的皇帝到今天的国家领导人其实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如何治理，国家治理问题一直困扰着历朝历代“统治者”。
在国家治理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国家运动现象也早已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以往的研究对国家运动的界定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以冯仕政、周雪光等人为代表，他们尝试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国家运动，力图为国家运动或运动型治理模式的生成和运作机制提供更普遍的解释框架。
不同的国家治理模式必然基于不同的历史现状和社会需求，新模式的产生也常常由于旧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的有效治理，因此笔者认为冯、周二人在解释国家运动的同时，本质却是阐释国家治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与困境，而这将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笔者将试图透过运动型治理方式的生成及运行机制，审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中所面临的深层困境。基于冯、周二人不同的分析维度，国家治理的内在困境主要表现在合法性和有效性两方面（蔡禾，2012）。然而由于其所占居的理论视角不同，二者并非完全对立。
政权合法性与体制困境
“任何支配型权力都不能通过暴力强权来维持，而必须建立在合法性基础上。” 冯仕政在文中指出：掌握了中国政体背后的意识形态逻辑，特别是合法性逻辑，就等于掌握了理解国家机器构造和运作的“众妙之门”（冯仕政，2011）。因而谈及国家治理，我们首先要清楚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基础。
根据韦伯所提出的三个合法性基础的“理想类型”，周雪光认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官僚君主制”体制中的专断权力是建立在传统权威和皇权“受命于天”的卡里斯马权威的双重合法性之上（周雪光，2012）。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皇帝受命于天的权威合法性也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然而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观念的引入和现代化发展，尤其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洗涤，传统的“受命于天”的政权合法性逻辑不复存在，而同时共产党作为革命党派，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熏陶，其合法性基础则是建立在“社会改造”的革命精神之上。
作者：寇静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