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生命的幻想“并非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断然切割，而恰恰是它们的藕断丝连”^[9]。个体在进行幻想建构时常有两种不一样的建构方式，一种表现为对现实的优化，另一种则是对现实的超越。格非教授曾指出：“尽管中国的幻想文学由来已久，但这类文学的‘幻想方式’与西方文学基于宗教和神话传统的想象方式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国古代的文学写作和历史写作往往互为表里。”^[10]从文学上的幻想方式来反观人的生活本身，在传统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化规则之下，我们无法建立完全超于现实的“乌托邦”，而只能构建“桃花源”这么一个“没有战乱、民风淳朴的现实伦理世界”^[11]。“桃花源”是现实的倒影，自然体现了人的主体立场，对于“乌托邦”而言，姚建斌认为：“乌托邦是内在于人的生存结构中的追求理想、完满、自由境界的精神冲动，而这种精神冲动正是人的存在的重要维度。简言之，乌托邦是对存在的研究与揭示。”^[12]从这一维度上看，这种对现实进行超越的幻想，依旧依赖着人的主体立场。由此我们便得知，个体性幻想的出现并没有摆脱一种建立在充分自我立场之上的性本能的冲动。这也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相吻合：“人生来即有力比多，它是使一切有生命的事物聚合在一起的爱的本能。”^[13]这种能量体现在自我立场上的时候，就会成为驱动个体行为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