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构建健康共同体？ ---生命政治视角下的后疫情时代健康码治理》为作者：汉雨棣最新的研究成果，本论文的主要观点为疫情时代，政府联合数字平台推出“健康码”，对群众健康状况、出行地点与停留时间进行全面监控。其中“红黄码（即异常情况）”的少数群体构建了一道外部病毒与内部健康体的、流动围墙。这道围墙对于大群体而言是免疫机制中的“异质”，但也随之形成了赋有共同诉求的小群体。他们在“有染疫风险”的新规则下被监视着，也在被规则逐渐内化与重塑。由此社会保证了安全前提下最大限度的流动。本文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对少数群体进行关照，探索“灰色围墙”构建过程；随后通过对12名红黄码人员进行半结构访谈，分析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新规则，探究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社会心态转变。现欲投《中国文化研究》，不知是否符合录用要求，望您批评与指正。一、关于生命政治的回顾：从福柯到埃斯波西托  

1976年福柯正式提出“生命政治学”这一概念。以惯用的话语分析方式将主权权力与生命权力提出了二分。“生命权力”的最大特点在于，不同于以往通过剥夺生命式的 、“使你死”(死亡威胁)至高权力(sovereign power) ，它是一种“使你活”(即扶植生命)的政治（Michel foucault，1975）。在这样的生命权力系统之间，“规则（norms)”以“常识”为媒介，被主体所内化接受，更大程度地取代了外在约束式的“法律（laws)”（Giorgio Agamben，2020）。生命政治将“人”视为一个集合概念，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类作为一个种族的生物过程”，保证“生命集体”的控制，确保其不会受到不稳定因素的侵扰，比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及一切可能使得“生命集体”发生变动的元素（张一兵，2015）。它不是一种明确的宏观阶级统治范式，而是一种隐性的政治模式和微观的生命政治范式（高奇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