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在“美国优先”和“中国威胁论”思想的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将中国定性为“在国际安全和经济等诸多领域挑战美国国际地位和国家利益的最主要战略竞争者”，频繁对涉中国事项行使域外执法或司法管辖权。疫情冲击下，美国更是陷入“失落的天堂”，国内民众的排外反华情绪进一步高涨，为转移国内矛盾，拜登政府极有可能延续之前的打压策略，对我国公民、企业采取更严厉的制裁或处罚。

迄今为止，美国法在证券、反腐败、进出口管制等领域形成了完备的域外管辖体系，凭借其经济、政治、军事优势将本国法延伸至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人。美国建立域外管辖权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法院发挥司法能动主义，在司法实践中对管辖的连接点做扩大解释，如法院对《反海外腐败法》的“领域”一词便采用了最宽泛的解释，既包括美国所主张的地理领土范围，也包括利用美国的通信与电缆等方式完成或推进不恰当支付。二是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本法具有域外效力或有关机关可以依据本法行使域外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