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本文密切相关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文献。一方面主要关注碳管制政策的经济效果和
福利影响，另一方面主要是关于低碳试点的政策评估。Greenstone（2002）、Becker（2005）、
等学者调查了美国空气质量法律颁布后的工厂数据，发现这些政策在有效降低空气污染浓度
的同时确实造成了工厂的就业岗位和收入的损失[6-7]。但Berman和Bui（2001）对以排污费或
治污设备投资来衡量环境管制的处理方式提出了质疑，他们以美国的石油冶炼行业为例，发
现洛杉矶实行的更加严格的空气质量管制，使得当地石油冶炼业的生产率增速远远高于美国
其它地区的石油冶炼业，尽管严格的环境管制增加了洛杉矶石油冶炼业的污染控制投资，但
污染控制投资也显著地提高了生产率[8]。20 世纪 90 年代初，芬兰、瑞典、丹麦、荷兰四个
北欧国家先后开征碳税，此后，德国、英国、法国等相继开征碳税。Yang（2001）、Dissou
和Eyland（2011）、Strand（2013）等学者均认为从福利角度上来讲，碳税是降低二氧化碳
排放最具成本效益的工具[9-11]。然而碳税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就业率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
降[12-13]，关于其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税收设计和使用产生的财政收入来补偿，例如对某
些行业进行补贴来抑制经济对碳税的反应[1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