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迈耶（1977）和鲍威尔（1983）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制度理论学派认为组织嵌入在社会环境内发展，社会环境尤其是制度环境会对组织有塑造作用，组织行为必须适应区所处的社会环境，因而，这种形塑于国家制度环境下自上而下的政治逻辑适应性活动影响则被归纳为“结构视角”下的政治合法性（张超，2018）。基于我国政府指导购买、社会组织在社区协同实践的整体服务框架，政府购买服务中政府大多以上级单独出资、或上级和基层共同出资的出资方角色存在，加上政策引导，购买总体呈现为上下级政府治理中的行政发包（周黎安，2008），社会组织相应担任 “承包方”的角色，但由于缺乏国家级领导协调机构的明确职能划分和行为规范，因而被发包过程中总体呈现社会组织政策信号弱和制度框架模糊的特点（黄晓春，2015），从而政治合法性获得过程中更多表现为“模糊承包”下的环境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