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的确有着非凡的讽刺天赋——一切风格中的东西都是故意的，标点符号的位置、文字游戏、德语中的“双关词”……这使得他的著作极难被翻译为其它语言，固着在德语之上的这种语言观，和他所处的文化背景有着极强的联系。从1899年到1936年，共出版了922期的红皮刊物《火炬》既为维也纳带来了狂喜，又激发了公众的怒火。1911年11月之后，克劳斯几乎成为了自己刊物的唯一供稿人。他抨击且惹恼了了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唯美主义诗人霍夫曼斯塔尔（Hofmannsthal）、歌剧家弗朗兹•莱哈尔 (Franz Lehar)、作家弗朗茨•韦尔弗（Franz Werfel）……他也抨击了警察的腐败、赫茨尔的犹太复国主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野蛮。最重要的是，他抨击了《新自由报》——该报主编莫里茨•本尼迪克特（Moritz Benedikt）曾出于对克劳斯的欣赏于1898年，即《火炬》创刊的前一年邀请克劳斯来做他们报刊的首席讽刺作家，但这一行为被后来的克劳斯视为是一种屈辱。他激进的态度会让人在第一印象里觉得他是个暴脾气的怪胎，毕竟他甚至对自己之前的好友们开炮。但要理解克劳斯显然不能从肤浅的臆测出发，而是要通盘考虑他的工作与他生活之间的统一性——对艺术和生活的双重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