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许多学者以校园为边界收集和核算具体碳排放数据，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将总排放分为直接排放和生命周期过程排放两部分进行计算（李晶，2011）^[1]。塔尔卡大学根据《温室气体议定书》(Greenhouse Gas Protocol) 将排放分为直接排放、间接排放、其他间接排放，对其所有五个校区的碳足迹进行跟踪。以确定校园碳足迹的轨迹和识别压力源（Pablo Yañez et.al，2019）^[2]。Anthony Emeakarohaa（2014）^[3]将网络硬件组件安装在肯特大学的16个宿舍，对电数据做了基线测量，通过实时反馈收集学生宿舍能源使用数据。Hogne N. Larsen（2013）^[4]采用EEIO模型对挪威科技大学的碳足迹进行计算。并发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平均碳足迹明显低于自然科学、工程、医学等理工学科。Raeanne Clabeaux（2020）^[5]使用生命周期评估方法评估克莱姆森大学校园的碳足迹，将碳排放来源分成蒸汽生产、制冷剂、发电、电力生命周期、各种形式的运输、废水处理和纸张使用七个方面。Sayam Aroonsrimorakot（2013）^[6]在玛希隆大学收集电力和水的供应消耗，废水和垃圾的数量，以及燃料的使用量等数据，后将这些数据乘以国际公认的排放因素来得出相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研究发现排放最多温室气体的来源是电能的使用，其次是产生的固体废物。Nundang Busaeri（2021）^[7]基于电力负荷能耗、车辆数量率和车辆活动等方面收集斯里万基大学的能源使用情况，认为提高能源效率指数(EEl)和控制建筑碳排放才能有效的进行能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