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朝廷对儒佛关系的处理以赵普“以尧舜之道治世，以如来之行修心”的话最具代表性。在“治世—修心”的结构下，既能“把佛教排除出政治意识形态”，否定其参与“治世”的正当性；也肯定了佛教在“修心”上的优势，由此形成宋朝“以儒为主，佛道为辅”三教政策。虽然宋朝官方并未解释“治世”“修心”的具体内涵，但将前者理解为儒学在典章制度和施政治民上的优势，后者理解为佛学在心性修养上的优势，应不至于出现太大的错误。“治世—修心”结构主要是为帝王治理服务的，它被宋朝皇帝不断强化，如宋真宗说：“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孟、荀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在“劝善禁恶”的基调下，以“治世—修心”区分佛道二教在帝王治理中的不同功能和地位，倡导二教融合是宋朝官方在儒佛关系上的基本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