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国内产业集聚也迅速启动，而产业集聚也是影响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产业集聚的集聚经济外部性通过“成本节约”和“创新外溢”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促进了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苏丹妮等，2018；杨仁发和李娜娜，2018）；其沟通外部性会显著影响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张国峰等，2016）。特别的，产业集聚通过减少生产成本，促进创新产出增长，优化产业结构，降低企业出口生产率门槛，进而促进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升级（刘洪铎等，2016；姚战琪，2021）。而根据“污染避难所”假说，即在开放条件下，为了获得比较优势，发达国家的污染密集型产业逐渐向管制相对宽松国家转移，后者成为污染避难所(Copeland and Taylor, 1994)，环境规制影响产业转移进而改变地区产业集聚程度。在我国产业转移的进程中，在行业层面，环境规制会使污染密集型产业成本增加，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为了降低成本，可能发生“污染避难所”效应（余泳泽等，2020）；在企业层面，企业的选址必将受到地区环境规制政策强度的影响，中部和东部地区的污染企业向规制强度更低的西部地区转移，并且在西部新建的企业也会选择环境规制较弱的地区，西部地区成为中国的污染避难所（成艾华和赵凡，2018；魏玮和毕超，2011）。但是徐敏燕和左和平（2013）研究发现，环境规制虽然降低了重污染企业产业的聚集程度，但对污染较轻的产业的影响并不明显，“污染避难所”假说不完全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