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何尊》铭文“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集成释文》，6014），可知灭商之后不久，武王曾从战略的高度出发，计划将周王朝的统治中心迁到号称“天下之中”的洛邑。《逸周书•度邑》通篇所述“武王自言其所以建洛邑之意”也明白昭显这一意图。但是由于他的突然辞世及随后长达数年的东部叛乱，这个计划暂时搁浅。其时周人仍以宗周为基本政治中心。当周公于摄政第七年宣布还政成王时，原本是要贯彻武王这个政治遗愿，让亲政后的成王居洛理政。此点在当时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在《洛诰》中，周公极力劝说成王去洛邑主持元祀（亲政）大典，“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并特别强调周天子居洛理政的重要性：“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稍早的《召诰》中，召公在与成王的谈话中引用周公的话：“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时中乂”。两句大意略同，展现了当时王朝高层的普遍共识：成王亲政后应以洛邑为中心进行统治。这也就是周公还政所设想的最初方案。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唐初孔颖达。他在疏释《召诰》、《洛诰》这两篇文献时最早指出：“（成王）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告成王令居洛邑为治”。这个方案贯彻得如何呢？孔颖达又说：“王既受周公之诰，遂东行就居洛邑。”这个说法影响极大，长期盛行。但《洛诰》中成王在洛邑主持完亲政典礼后对周公所说“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一句，却令后人对这个说法感到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