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唐玄宗召见李白，是年李白42岁。在文士与帝王、诗与政治之间，半生饱学的李白，深受玄宗赞赏，即被令供奉翰林，草拟文告，陪侍左右。皇恩如此浩荡，曾经的布衣一跃而为卿相的梦是如此的接近，李白能不踌躇满志？

李白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济世才能，也从不认为自己是“蓬蒿人”，他相信的只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将进酒》）。

这不是李白的张狂，而是唐人的一种精神自信。

知遇之恩，当生死相报。但唐玄宗还是那位夙兴夜寐、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的皇帝吗？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还需要忠言直谏和辅弼大臣吗？李白是合适的人选吗？一厢情愿能否如愿以偿？

 如此“艳遇”，惊起无数艳羡。同僚仅仅是艳羡之态而无嫉恨之心？谁能拒绝政治磁场的诱惑而保持人性的真善美？

带着美好的政治想象进入权力中心，李白突然发现，在这场政治的博弈中，并没有自己的位置，自己不过是这个政治圈的一个局外人。